1968年初冬的一个清晨，河南新乡街头贴出一张红头公文，内容寥寥数行，却像惊雷劈开沉默：“祁文山，代号一一二，长期担任我党秘密情报员，表现卓著，特此通报。”看榜的人群先是愣神配资炒股交易平台，随即七嘴八舌，“不会吧，那个整天吊儿郎当的祁老栓？”
时间拨回到1951年春。新乡南关小巷尽头有家小卖部，招牌歪歪扭扭。糖锥子一斤要价八百文，比隔壁贵出一倍。老板祁文山把算盘拨得噼啪作响，抬眼爱答不理。买完东西还得听他絮叨几句“穷讲良心吃亏”之类的怪话，久而久之，街坊们干脆绕道。
祁家不只价格离谱，行径也惹人嫌。白天开门，晚上时常灯火通明，陌生男人挑灯夜坐，小声嘀咕。有人认出里头混迹旧军统余孽，更添猜忌。于是举报信雪片般飞进派出所。
那几年，全国正开展肃清特务、镇压反革命。河南自然也要“摸底”。1952年4月，祁文山被捕，罪名是“危害公共安全”。邻居拍手称快，以为天下太平。可不过三年，他又被“认罪悔过、表现良好”释回。
出狱后的祁文山干脆把小卖部推倒，换上一圈高墙，里头盖起三间暗屋。有人好奇探头，他抬手作揖，笑里藏针：“闲人免进，省得生口舌。”虚张声势越闹越大，派出所却不闻不问，更坐实了“通敌”嫌疑。
外人不知，派出所只是执行更高层的交代——“别惊动祁某。”那张指令出自郑州军区保卫部门，落款处盖着特供的钢印。祁文山的真实身份，连基层警员都只知一二。
故事得从更久远的1910年代说起。祁文山生于天津贫民区，八岁丧父，十五岁母亲病逝。漂泊间，他背着包裹南下河南投奔在铁路局做工的三哥。三哥省吃俭用让他读书，期待小弟有个安稳前程。
青春期的祁文山却被另一股火焰点燃。学校里，两位讲堂上激情四射的老师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；再加上表兄在1925年参加共产党，后来死于白色恐怖，鲜血与书本一起，把革命的火种烙在他心里。
1929年，他在洛阳被组织吸收。身份是学生，却频繁出没车站、油库、机车厂，建立耳目。1930年代初，他已是陇海铁路地下联络员，耳贴铁轨听动静，手写情报藏进枕木缝。抗战爆发后，他把日伪运兵车次、军火进出时间，用家传的二胡暗号传递至晋冀豫军区。
1941年，组织赋予他新代号“112”，意为“一人一线二重身”。自此，他学会用表演保护自己，打牌、抽烟、喝碗糟汤，闹腾得像个无赖。敌特多次试探，都摸不清深浅，索性把他当成可利用的混子。
1949年8月，新乡解放。许多地下干部北撤，祁文山却接到电报：“就地埋伏，比离开更重要。”于是他留了下来。为了骗过残存的国民党军统，他故意哄抬物价、装腔作势，连妻子都被拉来演戏，成天麻将不离手。晚上关门，大院灯火再亮，却在进行情报接头。
1952年那次被捕，也是按计划行事。他主动“漏”出可疑言行，引蛇出洞。入狱后，他与三名潜伏特务关在同一号房，外人只见他与那几位低声密谈，却不知道他在套取与台湾电台联络的频段。三个月后，祁文山把情报递出，配合公安破获一个敌台网络。出狱时，警员悄悄问他：“老祁，你真打算进去？”祁文山低声一笑：“城里要清淤，总得有人下水。”七个字，算作互相心照。
这些内情，普通人全然不知。街坊仍把他当“害群之马”。更有甚者，把自家孩子叮嘱一句：“离祁家远点。”祁文山听见，装作满不在乎，扭头又去吆喝高价酱油。
直到1968年，随着对历年隐蔽战线功臣的集中登记完成，河南省革委会决定公布部分旧档案，祁文山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写上公告。人们这才恍如当头一棒：原来被讨厌近二十年的“祁老栓”，竟在刀尖上舞了大半辈子。那座院子里留下的残缺暗格、被挖空的墙砖、刻着编码的二胡琴码，全变成了真实存在的历史注脚。
他没有上台领奖，也没搬离南关。翻修后的院门依旧紧闭，门口石阶干干净净。夜里偶尔亮灯，亮的再不是秘密会谈，而是一老一少下着象棋。对面老邻居抿一口茶，喃喃自语：“真看走眼。”
1978年，祁文山病逝于家中，终年七十二。留给家属的遗物里，最显眼的还是那把老旧二胡，弓毛已断，但蒙在蛇皮上的两行小字依稀可辨：谨守初心，莫负山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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